上世纪70后出生的人，都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有着深切的记忆，我的家乡位于陕南的一个小山村。在记忆深处，村落就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高矮参差的石木房屋，兼具冬暖夏凉的特点。还清晰地记得村子场院中央的石碾子，蒙着眼睛转圈碾着谷物的小牛犊。熹微晨光中，弯曲羊肠小道上扁担与铁桶碰撞的叮当声在山沟回响。在这些残存记忆碎片中，关于母校的一些记忆，就像父辈脸上皱纹一样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。

上小学一年级，还记得那所小学是由家书塘沟的一座破庙改装而来的。名义上是学校，实际上，只有一个民办教师和一个代理老师，用破篾席子隔成的两间房子，四个年级组成两个复式班。坑坑洼洼的教室里，放着五排木板，木板两头是用四个固定在地上的木桩撑着，每个木板上趴着六个学生，在模糊的光线里，我们随着老师的教读声音朗读着。每天学生放学后，身上背着母亲缝制的花书包，手里提着父亲做的小木凳回家。教室的四周没有院墙，附近无事的过路人常从窗户向里望，木格子窗户连报纸都没糊，更不用说玻璃了。每到冬季，冷风从石墙缝和窗子吹进来，我们在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，脸像蒙着橡树皮，手背肿得如面包一般。下课后，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与孩子挤在墙角玩榨油的游戏。在那里上了四年以后，我们就搬到了邻村的完小去上学，新学校校舍新，也有石头围墙。学校里的有三位老师，房子是三间两层，二层地面是用木板铺成的，每逢升级时，同学们都很开心，总要将趴的木板抬到另一间教室。因我是男生，所以我一个人抬木板的一边，两个女生抬木板的另一边，刚出门口转弯，两个女生突然松了手，沉重的木板砸到我的脚面上，痛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多亏老师给我做了止血和包扎处理，并且把我送回了家。现在每看到脚背上疤痕时，我就会想起那段让人难以忘怀的岁月。

八十年代末，我上完了小学，到离我家7.5公里的丁河初中上学，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。学校建在涓涓流淌丁河边。学校盖有三排砖木结构的教室，设有前后两道栗色木门，如此我们上下课出进都很方便。与教学楼垂直两排房子是教师的宿舍，住着十几位教师。河边的沙滩上用石板围着一口水井，全校教师生的用水都是炊事员一桶一桶沿着石坎担上去的，我们口渴时也常到水井边掬几口凉水咕咚下去。操场边的房子是教师和学生餐厅，离家远的学生周末到校时，从家里提一袋子馒头，在老师那里借些开水，再泡一些馒头，凑合着吃一顿晚餐。

初中毕业，我离开了母校，告别了每晚几十个人围着小镇上仅有一家的黑白电视机看《小兵张嘎》《陈真传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的快乐时光，去离家30余公里的安康城区上师范学校。那时的师校，杉松参天，绿植掩映，高大参天的榆杨树枝柯茂盛，北边有一座气派的四层教学楼，给人一种古朴厚重的感觉，宿舍楼后边还有一座古朴宽敞的大礼堂，学校里的老师的授课风格妙趣横生，时至今日，那些老师的夸张动作，幽默的语言依然历历在目。

1994年7月，我从一棵小树变成了一位新进的园丁。又回到了我的母校---丁河初中，那种感觉既亲切又熟悉，新建的校园宽敞明亮，贴着花瓷砖的教学楼高耸挺拔。春天到了，我带领学生们在楼旁堤坎上植下一棵棵柳树、松树、白蜡树，在花坛种下各种花卉。几年后，校园内垂柳依依，花香四溢，还伴着鸟鸣与朗朗书声，简直就是幸福的乐园。红砖垒砌的围墙上，体育运动图案那么耀眼，师生锅楼房的烟囱直通天宇。后来，随着教育资源的整合，撤并了早阳初中、树人小学变成了一所九年制学校。2018年秋，又撤并三镇七所初中并入了江北高中，随着撤点并校政策实施，昔日的母校也不复存在了。

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，我见证了教育事业有弱到强的艰难历程，随着国家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，各个学校都铺上了红绿相间的塑胶操场，体育设施一应俱全，教室内高端的电子白板，适合学生身心发育生长的升降座椅整齐时尚，校园社团活动丰富多彩，经典诵读助推书香校园，精品公开课展风采，名师引领大篷车，双减提质增效，营养午餐、两免一补惠及学子，他们向阳地成长着。我要时刻铭记儿时求学那段苦难的经历，感恩党和政府的施政惠民，让万千学子不再挨冻受饿，享受着阳光雨露的恩泽，心中亦有一种温暖。

母校虽然已经在时代的更迭中变了模样，但在我的记忆里，却始终留存着昔日那般美好的影像，它承载着我们这辈人太多的希望和梦想，也记录着我们孜孜以求的奋斗历程，那些铭刻的记忆也会一直激励着我在教育这条路上阔步前行。

（汉滨区江北高中东校区  李典刚）